Wednesday, March 25, 2009

随口一说


听闻AIG的金融家们拿的奖金可能被课以90%重税的消息,简直是件值得拊掌大笑,弹冠相庆的事情。这帮把保险公司当作对冲基金来运营的最聪明的精英们,在得交14%联邦税3%州税(据说要涨到4.5%以弥补IL的财政亏空)以及7.75%消费税的,前途黯淡压力无限的穷学生的眼里,先完成了把公司,风雨飘摇的米帝国主义,乃至整个“文明”世界的前景拖入泥淖的壮举,再开支一亿多刀“纳税人的钱”给自己发奖金,怎能不妒恨交加恨不得食肉寝皮。

转念一想又有些问题。在州政府强加的科研道德课程中学习了那个“巴尔的摩案件”,通俗地讲就是某炸药奖得主Caltech前校长跟一个日本女人与一个爱尔兰女人不得不说的故事。事件由学术事故转变为政治案件的转折点,是重复不出实验的爱尔兰博后找到两位热衷学术打假,调查之前就先认定和巴尔的摩合作的日裔女教授做假的英雄,以及一位同样预设了此结论的密歇根民主党参议员的参与。事件的高潮则是,巴尔的摩在国会作证时失态咆哮,断言除了科学工作者这个群体以外,没有人有资格做科学工作的道德警察。

从一个理科生的角度来看,这番言论话糙理不糙,在一个可能过半人民相信神创论的国度,用“民主”或公众意见来指导科学研究,太可怕了。然而让媒体报道一下,科学家们想要不受公众监督,拿着“纳税人的钱”,建立自己的自由王国。公众这么理解诺奖得主这番“无耻”言论,于是愤怒可想而知——就像现在大家对墙街的CEO们一样。于是日裔教授丢了tenure,巴尔的摩丢了洛克菲勒校长职位。而上诉机构重新审理证据,发现当初的结论是建立在无根据的指控和忽略反面证据上时,五十多岁的日裔教授的事业已经停滞十年了,或者说,一个曾经可能年青有为的科学工作者就这么毁了。

对比一下,公众情绪真是个容易被操纵的东西。而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成为被操纵的公众的一员,也是很容易的事情。或许我们对墙街金融家们的愤怒是对的;也有可能,若干年后来看今日的我,正如巴尔的摩案件中轻易被议员(话说“密歇根”加上“民主党”是耐人寻味的)引导的群氓们一样可怜。

然而我对墙街怎么运作一无所知,也只好在此事上继续无脑愤青下去。不久前有个Science文章说,越嫉妒,人家跌倒时就越开心越幸灾乐祸(跟我学新单词:Schadenfreude),甚是。而我虽然相信只能靠科学工作者自身的所谓self-policing机制来发现和惩罚学术不端行为,科学界(乃至更广义的学术界)不端行为是否真的会被发现被惩罚,其实也是很可疑的。

有些时候就是个眼不见为净的问题。譬如去年昌平有人提议增加1%的消费税以提高本地中小学的教育质量,因为享受到这带来的好处的只能是当地人(尤其是总体教育程度偏低的族群,而不是华人)的孩子,而不是以后可能的话我的孩子。所以虽然没有投票权,我还是要愤愤然地坚决反对。然则在初中二年级时就被政治老师教育过,17%的增值税最终是由消费者承担的。我们的伟光正拿了这些本来应该用来把学校盖得结实点儿的,again,“纳税人的钱”,去办酒席,出国游,买好车,包二奶什么的,我却从来没有如此自私地斤斤计较过——这种“纳税人意识”,真不知道是个什么心态。

这不,奥巴马用90%的税消解了我们90%的怒气之后,又开始试图平息大家对墙街的愤怒了。我不得不相信他是一个伟大的,非常善于操作公众情绪的populist。上一个我知道的伟大的populist,是那位折腾出“海角七亿”,还能让台南乡民们说出“他A的是我们台湾人的钱,我们愿意让他A”的陈先生。话说很久以前一位高中室友告诉过我一副关于他的对联,其实是讲九八年洪水的,用西南官话朗读效果更佳:
上联:长江珠江松花江,江江折民;
下联:巢湖太湖洞庭湖,湖湖惊涛;
横批:都遭水扁。

其实里头是有很多漏洞的,例如两core交接其实是在非典年,阿扁上台也不是在1998,而且我也相信core们的河蟹不但能吃掉草泥马,也终将打败一切台独势力(参考:小马哥呼唤河蟹)。除了时空错乱这种硬伤之外,要挑平仄对仗之类的问题可能就更多了。然而我还是觉得很有才,所以这个段子在脑子里一直保留至今。

您瞧,人就是这么缺乏判断力。

1 comment(s):

D said...

Schadenfreude其实是Boston Legal里面很早很经典的一个词了。
我是来瞻仰的。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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